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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经济圈规划或6月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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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8日,《中国经济周刊》第13期《“首都圈”大猜想》一文刊发后,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关注和讨论。近日,据一位参与起草的专家向《中国经济周刊》透露,首都经济圈一体化发展规划,在汇总京津冀三地规划的基础上,初稿基本完成,但仍处于深入研究和提升阶段,待提交国务院审议。“目前进行的工作主要是将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如何更加深入地贯彻到规划中去,规划应该在6月份出台。”

可以预见,未来,北京将要分割部分“家业”给河北和天津;而河北和天津已经蓄势待发,正积极准备承接北京的产业转移。

“中关村不会搬迁”

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概念的提出,近期,北京中关村要搬迁到天津宝坻区或滨海新区的说法甚嚣尘上。但这一说法并未得到官方证实。

去年11月30日,天津市宝坻区人民政府与中关村科技园区管委会、中关村发展集团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这在当时被视为“打造京津同城发展桥头堡、京津冀一体化先行区”的重大突破。

在签约仪式上,双方希望不仅要在产业和项目对接方面加大力度,而且要在深化协同创新、打造京津科技新干线方面共同探索,在构建跨区域经济融合发展模式和新型利益共享机制方面先行先试、树立典范。

“这并不意味着中关村要搬迁,可以肯定地说,中关村不可能搬迁。但是会和天津、河北联手共建一些科技园。” 国家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区域科学协会会长杨开忠认为,可对天津滨海新区“委以重任”。“可以考虑天津滨海新区承接中关村科技园区的非核心功能部分,可以想办法、创造条件去承载北京科技创新非核心功能的缩减。”杨开忠说。

中关村是北京创新战略的核心,北京每年的经济增长,中关村贡献了两成。如果要转移中关村的部分产业,北京大学首都发展研究院院长李国平建议,北京和天津、河北三地分工合作,“北京可定位为总部发明和研发地,把科技创新的应用部分更多地放在天津和河北,这两地更多地侧重研发的产业化;也可以考虑将高端制造业转移到天津和河北。”

除了众所关注的中关村产业搬迁,国家部委下属事业单位和教育机构是否率先搬迁,也经历了热烈的讨论。

“这不是件容易的事。”杨开忠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他将国家部委下属的事业单位和教育机构分为大学和科研机构两类。在他看来,就大学而言,可以分为研究型大学和教学型大学两类,因为研究型大学是科技创新的核心功能,而教学型大学是科技创新的非核心功能,“像北大、清华这样的研究型大学应继续留在北京,而那些教学型大学可以向河北、天津转移。”他同时表示,即便是研究型大学,对那些不能代表国家参与全球竞争的大学,也可以考虑进行适当的缩减。

就科研机构而言,杨开忠认为判断是否搬迁也有两个标准:首先,对那些非世界性的、在国际上不能代表中国的科研机构,可以考虑适度缩减;其次,对那些依附于行政机构的科研事业单位也应当随着行政机构的缩减而缩减。而天津和河北两地对比,“河北更适合承载北京分离出去的高校和科研机构的行政功能。”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区域与城市经济研究所所长孙久文认为,北京最适合的是知识型产业,科技、文化、教育、医疗、金融等产业,都是首都功能的重要组成部分。“旅游、文化、科技创新、金融以及一些高端的商务服务等,北京都可以保留;而传统的批发、区域性物流等行业,可以根据市场的规律转移出去。”孙久文说。

“京津联手打造国际金融中心”

国际港口城市、北方经济中心、科技转化基地以及金融创新试点的定位,让天津承接北京产业转移的脉络日渐清晰。除了学者提出的天津可以承担北京中关村转移出去的科技创新非核心功能产业,杨开忠建议还要明确天津金融创新功能的定位。

此观点与2009年国家发改委批准天津滨海新区试点金融创新相吻合。“国务院已经明确批复滨海新区是金融创新试点,就要发挥滨海新区金融创新先行先试的优势,把天津打造成金融创新中心。有此定位,就可以承接北京缩减的金融市场功能。”杨开忠特意强调是“金融市场功能”,而非“金融核心功能”,金融市场功能是可以缩减的。

据记者了解,天津对承接北京的金融创新功能兴致颇高,希望借此将天津打造成为北方的金融中心;但是,金融是北京的命脉,北京会轻易将此转移出去吗?

“北京既是首都,也是城市,首都有首都的功能,城市也有城市的经济功能。如果北京再没有金融,还能做什么?这么多人该往哪儿去?”李国平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

目前,北京的经济发展并不充分,按照人均GDP的水平,北京仅是东京、伦敦、纽约的1/3、1/4或者更低。在经济增长中,服务业占北京GDP的78%,尤其金融服务业更是北京产业中的重中之重。

李国平建议,天津在向服务业的转型中,可以面向本地企业发展金融,并不一定非要取代北京。“比较起来,北京可以在金融管理方面多做一些,天津在金融运营方面多做一些,京津共同打造国际金融中心。”

“廊坊可做京津之间的副中心城市”

事实上,除了保定,借势京津冀一体化发展机遇,位于北京周边的河北的一些市县因为显著的区位优势,也是京津冀一体化的受益者。

李国平向《中国经济周刊》建言:“可以考虑毗邻首都第二机场的一些地方,像河北的廊坊市、燕郊镇,以及廊坊所属的北三县(三河、香河、大厂),都跟首都第二机场接壤,可以承接北京服务业的延伸部分。”

廊坊,距北京约57.5公里。作为一个既与北京接壤,又同天津相连的城市,在京津冀一体化中最具地理优势,在李国平看来,廊坊既可以承接北京相关产业的转移,又可与天津无缝对接。“廊坊是北京功能的补充,可以作为北京服务业的承接,比如会议、教育、医疗,包括居住、商务等功能都可以承接过来,甚至可以做京津之间的一个副中心城市。”李国平说。

3月26日出台的《河北省委、省政府关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意见》提出,石家庄围绕建成京津冀城市群南部副中心城市,唐山围绕建成东北部副中心城市,加强与京津功能分工和配套协作,带动冀中南、冀东两翼发展。

在李国平看来,如果从大的区域分析,将北京、天津作为两个中心城市,那么石家庄、唐山就是比较大的副中心城市,相比而言,“廊坊做一个比较小的副中心城市是没问题的,可以考虑做京津之间的副中心城市。”

北京日前已经明确提出,将通州打造成城市副中心,以融入京津冀协调发展。“廊坊可以是副中心城市,而不是城市副中心。其实城市主中心和城市副中心之间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这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我们希望看到一个相对独立的城市,而不是联系非常紧密的城市,廊坊就是这样一个相对独立的城市。”李国平说。

记者  王红茹

(原标题:北京哪些“家业”会分给天津、河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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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 7th

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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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千手观音腹部“暗格”发现文物_高清图集_新浪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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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千手观音腹部“暗格”发现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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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05月09日 11:32
5月8日,重庆市大足区宝顶山,国家石质文物保护“一号工程”——千手观音造像抢救性保护工程现场,工作人员对主尊造像腹部发现的“暗格”及其中的历史遗物进行考察研究。这是大足石刻首次在造像本体发现类似“装藏”所用的“暗格”。摄影:罗国家/C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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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千手观音腹部“暗格”发现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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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05月09日 11:32
“暗格”位于千手观音主尊像腰部以下至莲台部位,2008年千手观音造像进行前期勘察时发现,因所处位置特殊,专家和文物工作者推测可能为“装藏”区域。“装藏”是古代在塑佛像时,先在佛像背后留一空洞,开光时由住持高僧把经卷、珠宝、五谷及金属肺肝放入并封上。摄影:罗国家/C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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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千手观音腹部“暗格”发现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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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05月09日 11:32
今年4月26日,因千手观音主尊修复工作的需要,工作人员取出封口石砖,打开“暗格”,发现主尊腹部“暗格”宽310cm ,高90cm,左右进深分别为20.5cm、32.8cm ,已取出陶瓷残件、金箔残片和有形石质残件等历史遗物,目前尚未发现“装藏”物品。摄影:罗国家/C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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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千手观音腹部“暗格”发现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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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05月09日 11:32
据初步考察发现,封口石砖题记刻字中有“乾隆四十五年四月立”等文字,准确记载了距今200多年前的一次千手观音主尊装修事件,并与宝顶山圣寿寺维摩殿佛坛上的碑刻所载之事相同,并可补此碑刻之遗漏,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摄影:罗国家/C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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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千手观音腹部“暗格”发现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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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05月09日 11:32
工作人员对主尊造像腹部“暗格”的封口石砖上的题记刻字进行考察研究。摄影:罗国家/C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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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千手观音腹部“暗格”发现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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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05月09日 11:32
工作人员对主尊造像腹部“暗格”发现的历史遗物进行考察研究。摄影:罗国家/C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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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千手观音腹部“暗格”发现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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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05月09日 11:32
主尊造像腹部“暗格”发现的瓷碗残件。摄影:罗国家/C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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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 3rd

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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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库曼总统被授予北京中医药大学名誉教授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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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北京5月13日电(记者白洁) 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13日出席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授予土库曼斯坦总统别尔德穆哈梅多夫北京中医药大学名誉教授称号仪式。

刘延东说,别尔德穆哈梅多夫总统被授予北京中医药大学名誉教授称号,充分体现了中国人民对土库曼斯坦人民的深情厚谊。希双方以此为契机,扩大两国传统医药领域互学互鉴,加强人文交往,将中土世代友好理念发扬光大。

别尔德穆哈梅多夫说,土中情谊深厚。土方希与中方加强医疗、教育等人文领域交流,增进两国人民福祉。

(编辑:SN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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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 2nd

2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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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教授:香港特首对国效忠是基本政治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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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饶戈平《法制日报》记者范传贵

对话动机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近日发表的《“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在第五部分中专门强调,要坚持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治港”,指出由爱国者治港具有充分的法律依据。

针对这一话题,《法制日报》记者与权威专家展开了对话。

对国家效忠是基本政治伦理

记者:1997年7月1日,中国政府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基本法开始实施。香港进入了“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历史新纪元。但是我们也知道,“港人治港”是有界限和标准的。这个界限和标准就是邓小平所强调的必须由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来治理香港。

饶戈平:这一点白皮书里面讲得很清楚。对国家效忠是从政者必须遵循的基本政治伦理。在“一国两制”之下,包括行政长官、主要官员等在内的治港者,肩负正确理解和贯彻执行香港基本法的重任,承担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职责。爱国是对治港者主体的基本政治要求。

记者:这个界限要是模糊了会出现什么状况?

饶戈平:如果治港者不是以爱国者为主体,或者说治港者主体不能效忠于国家和香港特别行政区,“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就会偏离正确方向,不仅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难以得到切实维护,而且香港的繁荣稳定和广大港人的福祉也将受到威胁和损害。

记者:在谈及行政长官普选制的时候,白皮书专门强调,经普选产生的行政长官人选必须是爱国爱港人士。在这一点上,目前存在着一些杂音。白皮书对此特殊强调是出于什么考虑?

饶戈平:中央之所以提出爱国爱港的政治标准,主要是由香港在中国宪政体制中的地位、中央与香港的关系以及行政长官的特殊身份所决定的,也是基本法的内在要求所决定的。爱国爱港不仅仅是一种政治要求,也包含着法律的内在要求,是政治和法律的融合。

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领导人首先定位为政治人物,当然且必须具有一定的政治立场;而对领袖人物的选举不可能不包含政治标准的考察。看看世界各国实践,要求候选人爱国、忠于国家都是不言而喻的最起码的政治标准,从国家主权的角度看,这也是最低限度的政治要求。

基本法明确规定中央享有对行政长官和其他高官的任免权和监督权,这其中当然包含着对行政长官的政治要求。因为行政长官不单是香港特区的首长,是特区政府的首长,还是中央任命的官员,是中国的一个高级官员;他不但要对香港负责,还必须对中央负责,承担着在香港实施基本法的领导责任,有服从中央指令的义务。可以说行政长官是香港特区对中央负责的第一人,是连接中央和香港的政治桥梁。

如果一个行政长官候选人连爱国爱港这一条最起码的政治标准都不具备,怎么设想他能够获得中央政府的信任和任命、能够在香港承担起领导实施“一国两制”的职责?

“爱国爱港”标准有法律依据

记者:白皮书称,爱国者治港是具有法律依据的,但有人以“爱国爱港”仅仅是一个政治标准、不是法律规定为理由,把它同基本法割裂开来、同法律对立起来,否认它的正当性。

饶戈平:爱国爱港是基于基本法关于香港政治体制的原则而提出来的,符合基本法立法意图。它的内涵也可以借用法律语言来表述,犹如一个铜币的两面。

诚然,“爱国爱港”标准看起来是一种基于价值观的政治判断,是一种政治语言的表述,但是,这并不是说政治标准就没有法律依据。

记者:那么,如果将它转换成法律语言,“爱国爱港”是怎样一个要求?

饶戈平:在法律语境中,爱国爱港标准不妨表述为一个候选人必须满足“拥护香港回归祖国、拥护并遵守基本法”的法律要求。因为香港回归是确定的法律事实,基本法是公认的宪制性法律。只要承诺并践行这两点,就意味着候选人通过法律确信方式承认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承认中国的国家主权,承认中央政府对香港具有管治的权力;就意味着承担有爱国家、维护国家权益的义务,承担了实施“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的义务。一个候选人只有承诺并践行“拥护香港回归祖国、拥护并遵守基本法”,具备爱国爱港的立场,才能满足参选行政长官候选人的最起码的政治要求。在这里,法律的内在要求和政治标准的内涵是吻合、统一的。

记者:一个直白的理解,按照香港基本法,行政长官、主要官员、行政会议成员、立法会议员、各级法院法官和其他司法人员在就职时必须依法宣誓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这其实已经是很明确的规定了。

饶戈平:对。相信大部分香港人都见到过行政长官和其他高官就职前出席宣誓仪式。在他们的誓词中都包含有“拥护香港回归,拥护和遵守基本法”的内容。宣誓仪式是一个法定程序,对行政长官和其他高官产生法律拘束力,表明他们都承担了爱国家、维护国家权益的义务。

“爱国爱港”并不是今天才提出来的,而是包含在基本法的立法原意中,是20多年前基本法起草过程中就曾强调过的一项政治原则。这一原则的要求体现在基本法的多个条款中,在基本法草案先后两次征求意见的过程中早已公诸社会,被香港同胞广泛认同。

结束语

从6月18日至今,《法制日报》视点版推出“权威解读‘一国两制’在港实践白皮书”系列报道,先后刊发了《没有“一国”何来“两制”?》《宪法和香港基本法共同构成特区宪制基础》《香港基本法解释权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居民基本权利获前所未有的保障》《维护香港基本法权威需继续完善相关制度》等报道,深入解读“一国两制”内涵和中央对港方针政策,展示香港居民权利获得前所未有保障的事实,驳斥一些人对香港基本法的曲解。今日刊发《“爱国者治港”有充分法律依据》报道,以此作为系列报道的结束。

(原标题:“爱国者治港”具有充分法律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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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 15th

2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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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政协原主席史钧杰因病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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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合肥7月14日电 安徽省政协原主席史钧杰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4年6月5日在合肥逝世,享年89岁。

史钧杰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中央有关领导同志以不同方式表示慰问和哀悼。

史钧杰,河北平山人,1925年9月生。1939年3月参加革命工作,1940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河北建屏洪子店区农会会计、北岳区四地委机关文印员、冀晋区党委机关文印组长、冀晋日报资料科科员、建屏县土改工作队队长、冀晋区四地委宣传部教育干事。1949年2月后,曾任安徽省铜陵县委宣传部部长,池州地委政研室副主任,安庆地委办公室副主任,铜陵县委书记,安庆地委委员、副秘书长,安庆地委常委、秘书长、副书记,桐城县委第一书记。1966年4月调卫生部工作。“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1975年12月后,任中科院安徽激光研究所党委副书记、副所长,巢湖地委书记,安徽省委组织部第一副部长兼巢湖地委第一书记,省委组织部部长。1982年3月后,任安徽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省委副书记、省政协主席,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2002年7月离休。

史钧杰是中共十二大、十三大代表,政协第七届、八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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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 8th

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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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周永康有交集落马高官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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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鉴于周永康涉嫌严重违纪,中共中央决定,依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案件检查工作条例》的有关规定,由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对其立案审查。

在此前落马的高官中,有多位与周永康曾经有过交集:

郭永祥,四川省原文联主席、原副省长。在中石油、国土部、四川等部门、省份任职时,两人仕途多有交集。周永康在四川任省委书记的末期,郭永祥是省委秘书长。

冀文林,海南省原副省长。1998年8月至1999年12月,冀文林任国土资源部办公厅部长秘书,当时周永康为部长。

蒋洁敏,原国资委主任、中石油前董事长。周永康和蒋洁敏分别是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第二任和第五任领导人。

李崇禧,四川省原政协主席。李崇禧长年在四川工作。在周永康担任四川省委书记时,也曾任省委秘书长。

李春城,四川原省委副书记。1999-2002年,周永康担任四川省委书记时,李春城担任成都市委副书记、市长等职。

李东生,原公安部副部长、党委副书记。为周永康任政法委书记时期下属。

李华林,中国石油前副总裁、副总经理。周永康在中石油担任副总经理期间,李华林曾任其专职秘书,周永康当时曾兼任胜利石油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和山东省东营市委书记(1989年~19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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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 3rd

2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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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回顾邓小平档案:曾率先反对两个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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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邓小平同志是一位伟人,在中国人民心目中享有崇高威望,在世界上有着重要影响。他的思想理论和不朽功勋指引和鼓舞着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向宏伟目标胜利前进。我这里主要回顾有关邓小平同志档案文献的一些重要情况,缅怀这位世纪伟人的丰功伟绩,学习他的光辉思想和伟大品格。

一、 一份珍贵的自传

1991年8月,俄罗斯开始陆续将一些历史档案解密并对外开放,其中有一部分是与我党历史有关的档案文献。经中央办公厅批准,1992年8月10日至24日,我带档案代表团一行5人前往莫斯科,查阅有关中国革命和我党历史的档案资料。代表团住在我国驻俄罗斯大使馆,王荩卿大使和张志明参赞给予了多方面支持。我们先后到俄罗斯“现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和“当代文献保管中心”查阅档案。为了争取时间,我们中午不休息,吃点面包继续工作。

我清楚地记得,8月19日10点左右,在翻阅第530号莫斯科中山大学档案全宗第五卷时,突然发现一张22开白纸上写着“邓希贤”3个字。这不是邓小平同志曾经用过的名字吗?大家的注意力一下子被吸引了过来。邓小平同志原名邓先圣,5岁上私塾时先生说这个名字有对圣人不敬之嫌,给他改成了邓希贤。这个名字一直用到1927年,为适应当时地下工作需要才改名邓小平。翻过签名的第一页,正文是用蓝黑墨水书写的,一共10页。经过核对,这是邓小平同志1926年1月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时根据学校党组织要求写的一份自传。自传写了4个方面内容:一是家庭经济地位;二是个人的经历及思想变迁;三是加入团体及服务的经过;四是来俄的志愿。前3个部分主要写了邓小平同志家庭经济情况和1920年离开家乡赴法勤工俭学、参加党组织活动的基本情况,讲述了他走上革命道路的成长经历。第四部分来俄的志愿,邓小平同志表达了自己的革命理想和坚定信念。他写道:“我过去在西欧团体工作时,每每感觉到能力的不足,以致往往发生错误,因此我便早有来俄学习的决心。”他坚定表示:“我能留俄一天,我便要努力研究一天,务使自己对于共产主义有一个相当的认识”,“尤其是要来受铁的纪律的训练,共产主义的洗礼,把我的思想行动都成为一贯的共产主义化。”“我来莫的时候,便已打定主意,更坚决的把我的身子交给我们的党,交给本阶级。从此以后,我愿意绝对的受党的训练,听党的指挥,始终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而争斗!”

我们那次带回来的档案复制件和后来制作成缩微胶片的档案文献共有364卷、5.8万页,填补了我党历史档案方面的一些空白,其中一些档案资料很珍贵。特别是能找到66年前邓小平同志写的自传,为世人了解他的革命足迹和崇高风范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大家都非常高兴。回到北京后,我们将这份自传的复制件报送邓小平同志办公室。邓小平同志办公室主任王瑞林同志告诉我,邓小平同志看到后非常高兴,连连表示,这份材料反映的情况都是真实的,60多年前的档案能保存至今,实在不容易。

邓小平同志在70多年的奋斗历程中,留下了大量的报告、讲话、批示、文电、书信、题词等。这些档案文献是邓小平同志光辉一生的真实记录,是我们党极为宝贵的财富。回顾和学习这些档案文献,常常给人以深刻的教育和启迪。

在1927年“八七会议”上,毛泽东同志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强调中国革命必须走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大家了解“八七会议”,但并不一定知道这次会议是邓小平同志记录的,这份珍贵的记录原件现在保存在中央档案馆。从莫斯科回国后,1927年7月,邓小平同志在中共中央机关负责管理文件和机要工作,同时参与起草文件。面对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汪精卫叛变革命的严峻形势,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邓小平同志作为中央秘书参加会议并作记录。他记录了每个人的发言,其中毛泽东同志发言有800多字,提出“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八七会议”在中国革命的紧急关头彻底清算大革命后期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方针,指引中国革命走上了正确道路。

从档案文献看,1931年8月,邓小平同志从上海来到江西苏区后,受到党内“左”倾领导者迫害,被打成“毛派”头子并撤职,但他仍坚定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从1933年7月到1934年12月,邓小平同志主编《红星》报。《红星》报是当时中革军委的机关报,在广大红军指战员和地方干部群众中影响很大。《红星》报大约每周出版一期,从选稿、编辑到印刷、发行,邓小平同志都亲自干,在异常艰苦的环境下坚持办报70多期。1935年1月,邓小平同志作为中央秘书长参加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

在革命战争年代,邓小平同志以不可动摇的坚定信念和钢铁般的意志,不畏艰险,勇挑重担,为中国革命胜利立下了赫赫战功,充分展现了伟大革命家、战略家的雄伟气魄和非凡胆略。从中央档案馆馆藏的档案文献可以看到,八年抗战中,刘伯承、邓小平同志率八路军129师纵横晋冀鲁豫,驰骋太行山下,大小战斗数千次,开创的根据地成为拥有18万平方公里、2400余万人口、30万军队的七大解放区之一。解放战争爆发后,国民党军队对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被粉碎,转为向陕北和山东解放区发动重点进攻。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纵观全局、运筹帷幄,作出了“以主力打到外线,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的战略决策。毛泽东同志给刘伯承、邓小平同志发出密级极高的电报,表示“现陕北情况甚为困难”,希望刘邓大军休整后,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个月行程,直出大别山。邓小平和刘伯承同志感到情况紧急,立即复电:“决心于休整半个月后出动,以适应全局之需”,“直趋大别山”。实际上不到10天时间,刘伯承、邓小平同志就率领12万大军出动,兵分三路,蹚着浅至膝盖、深可齐腰的积水泥沼艰苦跋涉,先后突破黄泛区、沙河、汝河、淮河重重阻隔,冲破国民党军队层层包围,千里跃进大别山,并创建了“巩固的大别山根据地”。邓小平同志曾说过,我们好似一根扁担,挑着陕北和山东两个战场。我们要责无旁贷地打出去,把陕北和山东的敌人拖出来。我们打出去挑的担子愈重,对全局愈有利。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改变了解放战争的战略态势,揭开了战略反攻的序幕。在这期间,毛泽东同志还多次致电邓小平同志征询关于大别山根据地创建工作的意见,并批转邓小平同志的报告,亲自写按语称赞道:“小平所述大别山经验极可宝贵,望各地各军采纳应用。”进入战略决战阶段后,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赋予邓小平等同志更大重任。中央指示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五同志组成淮海战役总前委,邓小平同志为总前委书记。毛泽东同志对邓小平同志说“我把指挥交给你”,中央军委指示“情况紧急时机,一切由刘陈邓临机处置,不要请示”。淮海战役取得了伟大胜利,歼敌55.5万人,使长江以北的华东、中原地区基本上获得解放,蒋介石的精锐部队受到毁灭性打击。之后,毛泽东同志又明确淮海战役总前委改为渡江战役总前委,仍由邓小平同志任总前委书记,指挥渡江作战。邓小平同志亲自起草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1949年4月20日晚至21日,千里长江,万帆齐发,百万大军从西起江西湖口、东至江苏江阴1000余里战线上,以排山倒海之势一举突破国民党号称“固若金汤”的长江防线。23日,人民解放军攻占南京,宣告国民党反动统治覆灭。毛泽东同志欣然挥笔写下“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的豪迈诗句。

邓小平同志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为中国人民的幸福安康、为党和人民事业发展而奋斗,充分展示了一位伟大领袖的崇高品德、博大胸怀和卓越胆识。我们今天缅怀邓小平同志,就是要学习他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为党和人民事业奉献终身的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学习他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新境界的政治勇气和理论智慧,学习他尊重实践、尊重群众,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务实作风和实干精神,学习他洞察世界大势、把握时代脉搏,在关键时刻作出重大决策的非凡胆略和恢弘气魄,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践行者,进一步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把邓小平同志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二、一部重要的手迹选编

经中央批准出版的《邓小平文选》、《邓小平年谱》、《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军事文集》等书,是学习宣传贯彻邓小平理论的重要文献。上世纪90年代,我和一些同志考虑,能否将邓小平同志的手迹编辑出版一部手迹选,既有助于大家深入学习邓小平同志的思想理论,又可真实地感受邓小平同志朴实无华的文风。

1994年1月,经报中央办公厅批准,启动了《邓小平手迹选》的编辑工作。我们组织一些同志,从大量档案文献中挑选出邓小平同志手迹296件,包括报告、讲话、提纲、批示、文电、书信、题词、题字等。这些文献生动展示了一代伟人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的非凡经历和胆略智慧,其中多数为首次公开发表。手迹选出后,我们一个字一个字认真校核,一篇文章一篇文章做好考证注释。为便于读者阅读,我们将手迹按题词、题字、书信、文电、批示、提纲6个部分分类,所有手迹均附有释文。2003年8月,书稿编辑完成后,经中央文献研究室审核,并报中央办公厅和新闻出版部门批准,同意出版《邓小平手迹选》。江泽民同志对这项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并为《邓小平手迹选》题写了书名。2004年7月,在邓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前夕,《邓小平手迹选》正式出版,为推动全社会学习宣传贯彻邓小平理论发挥了积极作用。

《邓小平手迹选》收录了1931年4月29日邓小平同志亲笔写给中央的《七军工作报告》。报告叙述了百色起义、龙州起义后红七军、红八军的创建和战斗经过,回顾了广西左右江地区建设红色政权、发动土地革命的主要工作,总结了开展武装斗争的经验教训,一共是10条,其中一条就是讲忽视了群众工作,结果是到处站不住脚,转战7000里,从广西一直跑到赣南。邓小平同志的报告与这一时期毛泽东同志领导井冈山斗争关于纠正单纯军事观点的思考是一致的。毛泽东同志和邓小平同志先后从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反映了他们对中国革命道路的不懈探索。

《邓小平手迹选》收录了1956年8月15日邓小平同志亲笔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通知》。1956年9月15日至27日召开的八大是我们党执政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邓小平同志当时作为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央组织部部长,参与主持大会筹备工作,主持修改党章并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为确保八大圆满成功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亲笔起草的八大《通知》简明扼要,全文如下:“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西藏工委,中直党委,中央国家机关党委,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关于党的八次大会问题,现通知如下:(一)八次大会定于九月十五日开幕。(二)现决定于九月一日到九月十四日,举行八次大会的预备会议。(三)请你们通知各代表务于八月卅一日以前到达北京,向中央办公厅报到。(四)中央决定各地区和各单位所选出的候补代表,一律列席八次大会,请通知他们同时到达北京。”一共4条、158个字,把开会的时间、地点、参加人员和报到方式讲得清清楚楚。八大的胜利召开,标志着探索适合我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取得初步成果,拉开了全面的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的大幕。

《邓小平手迹选》收录了1977年4月10日邓小平同志写给中央的一封重要的信。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社论提出“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违背了党的思想路线,阻碍了拨乱反正。当时,邓小平同志还没有恢复工作,他敏锐洞察到“两个凡是”不利于党和国家事业向前发展,以对党和国家前途命运高度负责的精神,率先站出来反对“两个凡是”。邓小平同志在信中明确指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高举和捍卫这面光辉伟大的旗帜,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他还建议:“如果中央认为恰当,我建议将我这封信,连同去年十月十日的信,印发党内。”邓小平同志的信在党内引起强烈反响和广泛认同,对拨乱反正、恢复党的思想路线、开创改革开放新时期起到了重要指导作用。

《邓小平手迹选》收录了1984年4月邓小平同志关于香港驻军问题的重要批示。邓小平同志在外交部关于香港问题的请示上明确批示“在港驻军一条必须坚持,不能让步”,充分体现了邓小平同志坚决维护国家主权的坚定意志。1982年9月24日,邓小平同志会见来华访问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撒切尔夫人称,中国收回香港会带来灾难性影响,要维持香港的繁荣,必须由英国来管理它。邓小平同志针锋相对,明确表示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不迟于一、二年的时间,中国就要正式宣布收回香港这个决策;如果在15年的过渡时期内香港发生严重的波动,中国政府将被迫不得不对收回香港的时间和方式另作考虑。邓小平同志斩钉截铁的谈话,讲出了中国人民的伟大气魄、力量和决心。1984年12月19日,邓小平同志出席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签字仪式,正式确认中国政府将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现在,邓小平同志“一国两制”伟大构想已变成现实,香港、澳门回归后保持了长期繁荣稳定。

文如其人。《邓小平手迹选》收录的文献,体现了邓小平同志看问题高屋建瓴,抓工作举重若轻,办事情雷厉风行,讲话写文章开门见山。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我们开会,作报告,作决议,以及做任何工作,都为的是解决问题”。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还是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同志都是我们党优良作风的积极提倡者、率先践行者和光辉典范。

三、一个影响深远的讲话提纲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我们党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次重要会议。讲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必然讲到全会之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做了充分准备。邓小平同志亲笔起草的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讲话提纲,也成为我们深入研究这一重要历史转折关头的珍贵文献。

中央工作会议从1978年11月10日开到12月15日,共36天。之后,十一届三中全会从12月18日开到22日,共5天。与会同志分为华北、东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6个组。我参与了西北组的服务工作。

中央工作会议开始,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提议,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和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会议先用2到3天时间讨论一个问题,这就是从1979年1月起,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看大家同不同意。与会同志展开了非常热烈的讨论。大家纷纷表示,工作重点的转移,是战略的转移,是具有历史意义的根本性转变,是党心、军心、民心所向,是代表了全国人民的迫切愿望和根本利益的重大战略决策。中央工作会议原定的议题:一是讨论农业问题;二是商定1979年、1980年两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三是讨论李先念同志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会议进入分组讨论以后,就突破了原定议题。与会同志提出,要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必须由中央解决“文革”遗留的一些重大问题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这次会议充分肯定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深入讨论了适应工作重点转移的需要、实行改革开放的方针,加强党的民主集中制、健全党内民主生活等重大问题,审查和解决了历史上遗留的一批重大问题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整个会议充满着畅所欲言、民主热烈的气氛。会议明确提出让大家敞开讲话,总共出了425期简报。由于讨论热烈,小组会常常一开就是好几个小时,会议秘书组担心一些老同志身体吃不消,发出通知:“医生们意见,小组会时间较长,且参加会议的多是年纪大的同志,建议在会议中间休息十几分钟。”

12月13日下午4时,中央工作会议举行闭幕会,202人出席。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同志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这个讲话实际上就是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对于这篇讲话,邓小平同志极为重视。10月份,邓小平同志就多次约有关同志谈讲话稿的起草问题。在这期间,他亲笔拟写了讲话提纲,有7个问题:一、解放思想,开动机器。二、发扬民主,加强法制。三、向后看是为的向前看。四、克服官僚主义、人浮于事。五、允许一部分先好起来。六、加强责任制,搞几定。七、新的问题。在提纲的最前边,邓小平同志还加了“对会议的评价”这个问题,加起来一共是8个问题。邓小平同志与有关同志反复商量,最后决定讲4个问题。讲话稿起草后,他又几次修改。之后,邓小平同志将稿子分送中央政治局常委审阅。邓小平同志在闭幕会上的讲话得到了与会同志热烈拥护,为此,会议决定延长2天,讨论邓小平同志的讲话。大家一致认为,邓小平同志的这个重要讲话是“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

由于中央工作会议作了充分的思想、政治准备,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得非常顺利。全会恢复了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出了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形成了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

邓小平同志开创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走过了30多年波澜壮阔的历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华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实践充分证明,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

当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已经进入决定性阶段,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围绕“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对全面深化改革作出决定并着力推进,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党的建设进行总体布局,对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开展全方位外交作出全面部署,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精神,奋力推进各方面工作,开创了新局面。我们坚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心、努力奋斗,一定能够不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原标题:伟人光辉一生的真实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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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 31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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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喀什15名干部因公开信教做礼拜等被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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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乌鲁木齐8月19日电(记者 曹志恒) 新疆喀什市18日召开干部大会,通报了今年以来违反政治纪律的8起典型案件,对15名干部处理决定,其中5名干部在会上作了深刻检讨。

当天,喀什市四大班子领导,各乡镇场、街道和市直各单位副科级以上干部,各中小学校的负责同志800余人参加了会议。

喀什市委市委副书记、政府市长艾尼瓦尔·吐尔逊通报了15名干部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贯彻执行市委的决策部署不力,搞变通、打折扣、做选择,甚至顶风违反政治纪律;在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等大是大非问题上认识不清、态度暧昧、丧失了政治立场;将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违反“三重一大”事项决策机制,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理想信念不坚定,违反国家工作人员不得信教的规定,对宗教明里不信暗里信,甚至公开信教做礼拜;对“两项制度”和“五不”承诺不落实、不作为,表里不一,做两面人,说两面话;对违规违纪案件预知预防预警能力不强,对一些干部苗头性、倾向性问题管理失之于宽、失之于软,没有及时给予提醒和教育,以至拖成大案,给党和国家形象造成不良影响。

按照有关党纪政纪相关规定,喀什市违反政治纪律的科级领导干部买某等三人分别给予留党察看一年、撤销党内职务处分;对违规任命宗教教职人员的阿某严重警告、撤销职务处分;对打击暴恐专项行动中,认识含糊、态度暧昧、行动迟缓、执行不力的库某给予严重警告、撤销职务处分;对持有“三非”内容电子书籍的艾某进行立案调查;对违反国家工作人员不得信仰宗教的明确规定,笃信宗教,屡教不改,态度恶劣,影响极坏的买某给予开除公职处分;对通过微信在工作群中转发带有民族歧视内容的音视频,利用互联网散播虚假、有害信息,破坏民族团结,在社会上造成极坏影响,丧失了基本的政治立场的肉某清除出了公安队伍。对不认真落实宗教管理“两项制度”和违反“五不”承诺的阿某等6名领导干部在全市进行通报批评,并责令所在党委、党组严肃处理。

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党中央把新疆工作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明确提出“三个事关”、“四个定位”、“三个看清”和“一个战略考虑”的重大思想。

喀什市委副书记、政府市长艾尼瓦尔·吐尔逊强调,喀什市全体干部要深刻领会,进一步增强“喀什反恐维稳前沿阵地和主战场”的责任意识、政治担当和政治纪律。要坚决把思想认识统一到中央、自治区党委、地委和市委关于严肃政治纪律的一系列要求上来;要统一到政令畅通、不打折扣的要求上来;要统一到“去极端化”的工作要求上来;四要统一到政治自觉、勇于担当的要求上来;五要统一到坚决维护党章,坚决维护党纪国法的尊严上来。

会议要求,全市各级党组织要自觉担负起执行和维护党的政治纪律的责任,切实加强对职责范围内维护党的政治纪律工作的领导。认真反思通报的典型案件,深入总结,汲取教训,深入查找干部监督管理工作中的漏洞和薄弱环节,建立健全干部动态管理监督机制。要通过召开民主生活会、组织生活会、约谈提醒、个别谈话等方式经常督促、提醒党员干部查摆、纠正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对有危害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言行的,或者不认真履行职责,对市委决策部署贯彻不力,在处置重大突发事件过程中行动迟缓、处置不当,造成严重后果的,将严格按照自治区党委《关于共产党员、党组织违反党的政治纪律行为的处分规定》,严肃处理,决不姑息。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将维护党的政治纪律作为首要任务,把政治纪律监督作为第一位的监督,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从严从重查处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的案件,发现一起、查处一起、通报一起、曝光一起,切实发挥教育、警醒和震慑的作用,确保每一名干部政治坚强,经得起血与火的考验。(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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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 29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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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原副市长曹鉴燎上世纪90年代就成港澳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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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网8月27日电 广东省纪委书记黄先耀今日指出,分析“裸官”贪官案件的特点大体是三个方面,即不报告、不移居、在境外受贿。

广东省纪委书记黄先耀、省委组织部部长李玉妹27日做客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在线访谈,以“深入开展‘裸官’专项治理 确保党员干部队伍纯洁”为题与网友在线交流。

黄先耀表示,“裸官”贪腐的案件特点,一是他不申报。中央要求处级以上干部每年都要申报,但是这些“裸官”他都不申报,基本是贪官的“裸官”没有一个是事先申报的。这是隐蔽性比较强。

第二,还有一种情况是不移居。他的配偶、子女办了海外的居民身份证以后,人仍然是在国内工作、在国内生活,实际上这样还更难发现。像东莞这种情况相对还比较多。刚才讲到的曹鉴燎,实际上他(及家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就有了港澳居民身份证,但实际上他们一直都在广东工作和生活,其他干部也有这样的。也就是尽管有了外面的身份,但是他不移居,这个隐蔽性更强,也非常危险。

第三个特点就是在境外受贿。因为他在外面有“点”,所以有的权钱交易就在境外完成,有的是在内地贪了钱以后,通过地下钱庄给转移出去。

黄先耀最后总结,我们分析“裸官”贪官案件的特点大体是三个方面,即不报告、不移居、在境外受贿。

(原标题:广东纪委谈裸官贪官案特点 不报告不移居境外受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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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 28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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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福泉山体滑坡遇难人数升至22人 1人仍失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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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福泉“8·27”山体滑坡抢险救援仍在进行,31日上午又搜寻到2名遇难者。截至31日10时,滑坡已造成22人遇难,22人受伤,1人仍失联,受伤人员已有1人伤愈出院。遇难者和失联者名单已经整理出来。目前,山体滑坡原因正在调查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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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 27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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